□世界上严格意义上的《糖史》只有三部。真正从文化交流角度上来写《糖史》的，季羡林是第一个。

  □有人提出印度欧罗巴人的“亚洲发源说”，季羡林的《吐火罗文〈弥勒会见记〉译释》为这场学术争论提供了更多证据。而新疆古代史、佛教在中亚的传播史等，都要重新考虑。

  □季羡林历经10年译毕印度史诗《罗摩衍那》，是我国翻译史上的空前盛事。

  “放牛娃”走了

  ——《季羡林先生》作者张光璘眼中的学者季羡林

  ■孔华 石天强

  2009年7月11日8点50分左右，季羡林病逝，享年98岁。在一间算不上宽敞的办公室内，我们采访了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、《季羡林先生》（作家出版社）一书的作者张光璘，从他的口述中，我们看到了童年时和伙伴杨狗一起放牛的季羡林，漂洋过海的季羡林，学成归国的季羡林，著作等身的季羡林，德高望重的季羡林，还有转身离去的季羡林……现在，他走了，曾经的“放牛娃”留给我们的究竟是什么？

  率性问学，随遇而安

  对于季羡林在学术上的成就，张光璘借用恩格斯评价马克思的一句话——我们普通的人在他所做的任何一个领域，能做到他所做到的成就，就应该很满意了。但是他在所有的领域都做到这么大的成就，这是超乎异常的。

  留德之前的季羡林想学德语，到了德国，他又想学“一种古老而又永远不会消逝的语言”，所以选择了梵语。当时德国有个年事很高的教授精通吐火罗文（新疆和田地区1000多年前的文字），他的心愿就是把他毕生所学教给东方学生，教给中国人。遇见季羡林后，这位老教授执意要求季羡林跟随他学习吐火罗文。当时的季羡林除了学习德语、梵文、斯拉夫语、英语等语言外，又加了一门古老的语言。虽然他本无此意，吐火罗文还是纳入了他的所学范围。学成回国后，他想在国内继续研究梵文，但当时国内梵文书没有几本，他的研究无法展开。此时，英国剑桥大学邀请他去授课，看到妻子带着两个孩子艰难度日，他果断地回绝了剑桥大学的邀请。“我要为人父，为人夫，为人子。”他这样说道。留在国内的决心下定了，可在学术研究上，供他自由选择的机会并不多。面对国内有限的资源，他说：“好，凑合吧，有什么就研究什么吧。”于是，他开始着手研究中印文化、东西文化、比较文学以及印度佛教等，治学内容广博。任继愈先生曾戏称他的学问：“操非中非西之学，治非古非今之术。”

  概略地说，季羡林的学问“在中西之间”（包括中国新疆、中亚各国、伊朗、阿富汗以及南亚次大陆各国等，是古代东西文化交流的必经之地）。百余年来，对“中西之间”地区的古代文化和文化交流的研究，吸引了世界各国众多学者，但敢于涉足这一学术领域的人并不多。因为要研究这方面的学问，首先需要掌握多种语言，如英文、德文、梵文、古代中亚语言等；其次，还需要深厚的汉学、佛学和中亚历史的功底。经过多年艰苦努力，季羡林终于掌握了上述各种复杂的语言，在此基础上，又对“中西之间”的古代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，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。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非《糖史》和《吐火罗文〈弥勒会见记〉译释》莫属，两部著作都是从1981年着手进行，直到1998年成稿，历时17年。

  研究中印文化的交流，让他得知印度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广泛影响，固执的他又产生了“我国对印度到底产生过什么样的影响”的想法，于是从一个单词“糖”的起源追溯成73万字的《糖史》。全书共分三编：第一编为国内编；第二编为国外编；第三编为结束语。这部著作用大量事实证明，1000多年来，糖和制糖术一直在中国与印度、东亚、南洋、伊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交流和传播。同时也在欧、非、美三大洲交流。《糖史》证明是印度最早制造出了紫砂糖，传到中国，也传到埃及和西方。后来，中国提高了制糖术，将紫砂糖净化为白糖，“色味愈西域远甚”。这样，中国的白糖又输入印度。到了明末，中国人发明了“黄泥水淋法”，用这种方法制造出来的糖，颜色纯白，接近今天的白糖，是当时世界上品质最好的糖。中国人对糖的制造、提高、传播曾经作出过重大贡献，成为不争的事实。

  到目前为止，世界上严格意义上的《糖史》只有三部。一部是德文的，冯·李普曼（von Lippmann）写的《糖史》；一部是英文的，迪尔（Deerr）写的《糖史》。但真正从文化交流角度来写《糖史》的，季羡林是唯一一个。2001年，该著作荣获“长江读书奖一等奖”。

  《吐火罗文〈弥勒会见记〉译释》是世界上唯一一部吐火罗文27幕长剧，也是世界上最长的吐火罗文译作。它的内容包括研究吐火罗文A残卷《弥勒会见记》的英文专著和用中文撰写的长篇导论两部分。

  1974年春天，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焉耆县七个星千佛洞附近，发现了1000多年前用当时中亚流行的婆罗米字母书写的88页残卷。根据出土地点，专家们只知道这是吐火罗文A（古代中亚文字），至于残卷内容，谁也看不懂。新疆博物馆副馆长李遇春了解到，在现今世界上，只有20多人懂吐火罗文，而在偌大的中国，就只有季羡林一个人懂得这种稀奇古怪的文字。于是李遇春便携带着残卷，不远千里，来到北京，找到季羡林家里，请他解读。当时他已经离开德国近30年，也已经生疏了吐火罗文。但他从骨子里不想让外国人来翻译中国的东西，于是重新捡起了几乎快忘光的吐火罗文，经过17年的研究，终于破译了全部残卷。原来这些残卷记录的是一部长达27幕的剧本，名称是《弥勒会见记》，内容是宣传佛教的。在佛教教义中，弥勒是未来佛。小乘中已有其名，而大盛于大乘。在1000多年前，中亚一带曾流行弥勒信仰。这个剧本大概是朔望之日教徒们供养弥勒时用来朗诵和表演的。这部世界上最长的吐火罗文剧本，无论在形式上还是技巧上都与欧洲传统剧本不同，却同印度的叙事散文夹诗的戏剧形式几乎没有什么区别。它有点类似中国的皮影戏或解放前天桥的“拉洋片”。总之，它只是一个羽毛还未丰满、不大成熟的剧本。虽然如此，它却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。因为吐火罗语属于印欧语系，自从它被发现以后，便引起了中外学者的高度重视。有人据此提出，印度欧罗巴人原始发源地的“亚洲发源说”。由于吐火罗语残卷极少，争论一直没有进展。这个剧本的破译，大大扩大了学者们的视野，为这场学术争论提供了更多的证据。另外，由于这个剧本的译释，新疆古代史、佛教在中亚的传播史、佛教传入中国的经过，尤其是新疆古代戏剧对内地汉剧的影响等问题，都要重新考虑。他的《吐火罗文〈弥勒会见记〉译释》英文本在德国出版后，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轰动。

  由于季羡林在吐火罗文研究方面的杰出贡献，1986年，世界上唯一一份吐火罗文杂志——在冰岛出版的《吐火罗文及印欧语文研究》，特聘他为顾问。

  游走在随性与刻板之间

  季羡林说：“我喜欢的人约略是这样的：质朴、淳厚、诚恳、平易；骨头硬、心肠软；怀真情，讲真话；不阿谀奉承，不背后议论；不人前一面，人后一面；无哗众取宠之意，有实事求是之心；不是丝毫不考虑个人利益，而是多为别人考虑；关键是一个‘真’字，是性情中人。”

  在《大唐西域记》与季羡林之间发生了两个故事。

  1962年，张光璘毕业于南开大学，后留校教授东方文学，1972年调至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附属中学教书。当时的季羡林任研究所所长，由于研究工作所需，他们找到了张光璘，希望他能到北京大学东语系工作，张光璘欣然同意。在录用他之前，季羡林亲自跑到北航考核张光璘。他问道：“你读过《大唐西域记》吗？”张光璘坦诚地说没有读过，季羡林就开始让他当场翻译《大唐西域记》的部分内容。用了大概45分钟，张光璘翻译完毕。季羡林开始一字一字地检查所译内容。之后，他说：“错了一个字”，“你看，信函的‘函’有两个意思，一是‘盒子、匣子’的意思；一个是‘信封’的意思。你翻译成‘信封’了，应该是‘匣子’。”不过，他又说，两千多个字，错了一个字，还可以。季羡林对张光璘说：“你本科是学中文的，又教过东方文学，我们需要你就是因为你对东方文学多少了解一些，你又是中文系的，可以做文字工作。”就这样，张光璘开始跟着季羡林做编辑工作，这一做就是20年。张光璘辅助季羡林编辑了《季羡林文集》，并和他一起编了《东西文化议论集》一书。

  另外一个故事和臧克家的女儿有关。臧克家与季羡林是同乡又是同学，季羡林回国后曾经在他家住过一段时间，两人的关系非常好。臧克家的女儿1979年插队回京，其母亲带着她来到季羡林所在研究所（当时季羡林担任所长），想让季羡林在研究所内为其谋个职位。季羡林听明来意后，问臧克家的夫人：“你女儿读过《大唐西域记》吗？”他说：“我这里是研究所，连这个都没读过，来我这里做什么？”臧克家的夫人明白了季羡林的意思后，不想再给他添麻烦，带着女儿回去了。现在看来，当初的季羡林率直得近乎可爱。

  困境中“放牛”的结晶

  季羡林说：“如果不是‘文革’那个时期，我也不会去翻译《罗摩衍那》。”

  《罗摩衍那》是印度两大古代史诗之一，2万余颂，译成汉语有9万余行，季羡林历经10年时间终于翻译完成，是我国翻译史上的空前盛事。

  “文革”期间，季羡林被关入牛棚，后来得到半解放，安排在女生宿舍看门。主要工作就是收发报纸、信件，接接电话等。每当电话铃响，他总得爬楼去喊学生来接电话，所以，他最讨厌的就是接电话。再后来，电话来时，他就开始喊，楼前喊了没人应，就跑到楼后大声地喊。这样的工作进行了半年，他就闲不住了，开始琢磨着干点儿其他事儿。最后，打算做翻译。翻译什么又是个问题，想来想去，觉得越难翻译的越好，内容越长的越好。打定主意后，印度古代两大史诗之一《罗摩衍那》就成了他的翻译目标。

  季羡林跑到北大资料馆，找来了印度史诗《罗摩衍那》，开始了他的“地下翻译工作”。他把所有资料搬回家，晚上在灯下写成小纸条，塞到口袋里，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带着。翻译诗最难的部分就是找押韵的字。所以，白天季羡林上班的时候，眼睛瞪着外面，口袋里塞着小纸条，脑袋里搜寻着最为合适的字眼。在外人看来，此时的季羡林正对着窗外发呆，殊不知他早已“放牛”去啦！

  “文革”结束后，他独自“放牛”的结晶也问世了——《罗摩衍那》译稿正式出版。

  如今，“放牛娃”走了！吃了10年“洋面包”的“放牛娃”走了！说自己就是“土包子”不是“洋包子”，说自己就是个农民。是个贫农的“放牛娃”永远地走了！

  因为惦记着儿时伙伴——杨狗，所以，一把年纪了还去老家看望他。

  因为惦记着故乡——大官村，所以，会在上世纪60年代亲自买了一万多块钱的书寄回家乡。

  因为惦记着祖国——中国，所以，会在祖国需要他的时候，毫不犹豫地让自己听从她的召唤！

  如果不是他的叔叔在他6岁那年把他接到济南读书，如果不是因为战争而滞留德国10年，如果不是拒绝了剑桥大学的邀请，如果……没有这些如果，而今的学者季羡林也许就如他所说——和杨狗一样，过着目不识丁的生活，一把年纪还在放着牛或者羊。季羡林一生中角色和身份改变了许多，但永远不变的是他那一颗朴实无华的心。

  季羡林著作简介

  主要著作有《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》、《印度简史》、《罗摩衍那初探》、《印度古代语言论集》、《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》、《糖史》、《吐火罗文（弥勒会见记）译释》等。主要译著：译自德文的有马克思著《论印度》、《安娜·西格斯短篇小说集》等；译自梵文的有著名印度古代大史诗《罗摩衍那》（七卷）、印度名剧《优哩婆湿》、印度古代民间故事集《五卷书》等；译自英文的如梅特丽耶·黛维的《家庭中的泰戈尔》等。其他作品有《季羡林散文集》、《牛棚杂忆》等。此外，他还主编过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、《传世藏书》、《神州文化集成》等。